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悲喜交织的特殊年份。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这三位《新中国》缔造者在这一年先后逝世，他们的离去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悲痛。这一连串重大事件使得整个国家笼罩在沉重的哀悼氛围中，同时也预示着历史转折点的到来。

1976年10月，当"四人帮"被彻底粉碎时，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犹如黎明破晓，瞬间扫除了长期笼罩的阴云。消息传开后，举国上下欢欣鼓舞，街头巷尾都能听到民众激动地相互传递着"中国有救了"、"民族复兴就在眼前"的振奋话语。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历史迎来了关键性的转折点。

1977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大虽然提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但在具体实践中依然延续了"抓纲治国"的指导思想，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这一时期持续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表明，当时的农业发展思路仍未摆脱"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模式，试图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推动农业建设。这种政策导向严重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导致我国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发展困境始终未能得到有效改善。

万里充分认识到安徽作为重要农业省份的战略地位，认为治理安徽必须优先解决农业问题。抵达安徽后，他立即将工作重点放在农村调研上。1977年11月进行实地考察时，他亲眼见到农民极度贫困的生活状况，部分家庭家徒四壁，个别年轻女性甚至缺少基本衣物。这些令人震惊的现状使他强烈意识到解决农村问题的刻不容缓。为此，他不仅要求省委其他领导深入基层开展调查，还指示省农委通过系统调研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方案。

经过与省委主要领导多次深入探讨并取得一致意见，万里随后安排工作团队开展了系统性的专项调研和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之上，他主持拟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即"省委六条"）。该文件在省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后，又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建议，经过反复修订和优化，最终形成了正式的政策草案文本。

在那个高喊"抓纲治国"口号的年代，《省委六条》以明确的立场提出改革主张，强调农村工作必须围绕生产展开。该文件赋予生产队经营自主权，准许农户开展合规的家庭副业并参与集市贸易；同时推行生产责任制，规定可由专人负责完成个体农活任务。

为全面推动"省委六条"政策的落实，万里组织召开了覆盖全省范围的农村工作会议。各级地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员均按要求参会。会议期间，万里立足农民问题的本质，系统性地论述了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及其现实意义，展现出深远的战略眼光。

他明确表示反对大寨陈永贵的观点："将土地分配到户属于倒退行为。发展农业的根本动力在于劳动者本身，在于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如果缺乏群众的工作热情，任何发展都难以实现。制定合理的政策是调动积极性的核心要素。只要政策得当，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凝聚所有积极力量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农民的生产热情自然高涨，农业生产就能实现快速增长。"

参会代表们纷纷表示，这是近年来最具震撼力和鼓舞性的重要讲话，每个人都深受感动且士气高涨。经过多轮细致研讨和不断完善，会议最终审议通过了《省委六条》，该决议将以省委红头文件形式向全省各级单位传达实施。

由万里主导拟定的安徽"省委六条"政策文件，在内容上实现了双重突破：既超越了当时"抓纲治国"的政策限制，又大胆突破了长期存在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左倾思想禁区。该文件正式公布后，迅速在群众中产生巨大反响。各地群众踊跃参与政策宣讲会议，积极学习文件精神，其热烈程度在当时实属罕见。

1978年秋种时节，山南公社的农民在播种小麦时面临严峻干旱，土壤龟裂导致无法正常下种。在此困境下，部分村庄开始自发尝试将农田承包到农户的耕作方式。这种突破性的实践很快产生示范效应，邻近村庄相继跟进。与此同时，凤阳和来安等皖东地区的农民也自主开展了类似的农业生产模式探索。

会议期间，万里同志明确阐述了个人的观点。他首先对各与会者提出的建议给予了积极评价，指出这些建议有助于省委更准确地把握实际情况，从而制定出合理的决策方案。

他直率地阐述了对包产到户的立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对包产到户持批判态度，导致不少干部至今仍谈之色变。然而，历史经验表明，并非所有被批判的事物都是错误的，其中可能存在合理成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建议在山南公社开展小规模试点，通过实践来验证其效果。若成效显著，自然值得推广；倘若试点失败，也无需过度担忧；即便出现资本主义倾向，我们完全有能力及时纠正。至于粮食供应问题，若出现短缺，省委将负责调拨救济粮。"

与肥西山南公社获得省委公开批准的情况不同，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改革采取了秘密实施的方式，仅在村民内部达成共识。这个贫困村落长期面临粮食短缺、疾病蔓延、人口外流等严峻问题，由于基础条件薄弱、群众凝聚力不足且土地贫瘠，即便推行包产到组制度仍难以改善现状。在此背景下，村民们最终做出了秘密实行"包干到户"的重要决定。

1978年11月24日夜晚，气温骤降，小岗村的村民们在严立华家中举行了集体会议。与往常难以组织群众活动的情况不同，这次集会进行得格外顺利。全村20户家庭中，18户代表悉数出席，仅有两户因家中无人缺席。昏暗的油灯投射出微弱光芒，映照在村民们既激动又凝重的面容上。

经过集体表决，与会人员全票通过了三项决议：第一项决议明确推行"大包干到户"制度，要求对内严格保密，禁止向外界透露相关信息；第二项决议规定在缴纳粮油时，必须按规定比例分别上交国家和集体，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责任；第三项决议特别约定，若因泄密导致严宏昌入狱，全体社员将共同承担抚养其子女直至成年的责任。

这份《章程》拟定完成后，所有成员都郑重宣誓绝不违背承诺，并逐一在文件上留下了手印。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严国品、关有江、关有申、严家齐、严富昌、严学昌、韩国云、关有章、严家芝、关庭珠、严立坤、严立华、严立富、严美昌、严金昌这十八位农民的名字，最终被载入史册成为重要见证。

时任县委书记陈庭元在获悉实情后，这位始终与农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基层领导同样采取了"对上保密、对下公开"的处理方式。正是这种特殊的保护措施，才使得这项突破性的改革实践得以延续。那份按有18个鲜红指印的《章程》原件，目前作为重要历史文献被珍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内。

1979年夏季粮食作物取得显著增产，这一成果让安徽省委领导班子在万里同志带领下获得重要启示。通过实践他们发现，唯有将生产责任制度与具体产量指标直接挂钩，才能充分激发农民群体的生产热情。基于这个认识，省委于同年春季安排周曰礼同志组织专门工作组，前往肥西县山南公社开展包产到户的试验性改革。

在此期间，其他地区也陆续展开试点工作，凤阳县小岗村暗中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全省范围内形成了多样化的责任制形式。从主要分类来看，这些制度可划分为与产量挂钩和与产量无关两大类型。在产量挂钩的责任制中，部分以生产小组为单位实施，部分落实到农户家庭，后者本质上就是家庭承包责任制。

实际经验表明，将责任与产量挂钩的管理方式比不关联产量的更有效，其中直接联系到农户的又优于联系到生产组的模式。这种制度赋予农民经营自主权，既杜绝了农业生产中的盲目指挥现象，也消除了集体劳动时效率低下的问题。

在特定历史时期，万里同志在安徽省推行的改革举措产生了深远影响。他通过深入基层考察，全面掌握农民面临的实际困难与迫切需求，随后制定并推行了《省委六条》政策。该方案不仅保障了生产队的经营自主权，同时准许农户开展合规的家庭副业活动，并开放农副产品集市交易。这些政策转变有效调动了农民劳动热情，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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